中国基金会秘书长访谈录 | 涂猛:我是一个“事本主义”者

2018-04-24 12:59:34 VSTIMEMS 73441

善达网策划的《公益十年——中国基金会秘书长访谈录》专题报道,计划采访业内知名基金会秘书长,请他们聊聊对中国公益这十年的思考。本期采访嘉宾为浙江传化慈善基金会秘书长涂猛。


图片公益


人物简介:涂猛   湖北人,1962年生,1979年读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,1983年分配至团中央青农部工作。1992年加入中国青基会,2004~2016年任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秘书长。2016年~2017年6月,任中国光华科技基金会副秘书长。2017年6月至今,任浙江传化慈善基金会秘书长。


采访时间:2018年4月2日

采访地点:传化慈善基金会(杭州市萧山区民和路945号)

 

全文约10000字,阅读预计10分钟


“我要为农民做一点点事儿”


马广志:你是1992年到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(下称“青基会”)的,请谈谈你此前的经历。


涂猛:我的履历比较简单。1983年大学毕业,分配到团中央青农部工作。这个部门主要负责全国县以下农村的团组织和团员工作,大部分的工作时间都是往农村跑。跟农民打交道,这是我早年就经历过的。


我是在湖北的一个乡镇长大的,从小学到高中,同学大都是农村的孩子。初中时,学校买了500亩地,让我们勤工俭学。四年时间,从犁田、耙田、育秧、田间管理到最后卖稻子,我都干得很像样了。


马广志:这样的一段经历对你有什么影响?


涂猛:最直接的,就是让我对农业、农村和农民有了感情。当时年纪还小,认识还没那么深刻。在青农部工作的几年,则让我的这种感情升华为一种理性的深刻认知:中国问题的核心是三农问题,农民不富裕、农业农村不现代化,就没有中国的富裕、没有中国的现代化。


马广志:当时刚改革开放不久,能有这样的认识很不容易。


涂猛:当时刚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不久,农村涌现出各类专业户、科技示范户,不同类型的乡镇企业也开始兴起。我见证了这个过程。但是,农村还很贫穷,需要做的事还很多。


马广志:徐永光当时应该也在团中央工作。


涂猛:永光是在团中央组织部工作。1989年他开始筹办青基会做希望工程,救助失学孩子。书记处就说,青基会负责筹钱,青农部负责花钱。因为青农部有“腿”,县乡村都有团组织。我在青农部后来主要负责配合青基会的希望工程工作。


马广志:等于是青基会甫一成立,你就参与了青基会的工作。


涂猛:我算是最早加入的志愿者。包括希望工程的试点选择,第一次希望工程工作会上团中央书记的讲话起草、南渭模式、保定模式和成飞模式的经验总结等,我参与干了不少事。期间,永光让我过去(青基会),我也想过去,但当时部里不放人,一直拖到1992年。


因为不放我,1992年初我就辞职下海去了中关村的四通集团,干了半年后才去的青基会,等于是“曲线救国”了。


马广志:为什么一定要去青基会?


涂猛:青基会承载着我的一个夙愿吧,就是这辈子能够为农民做一点点力所能及的事。而基金会真的能让我看到为农民带来的一点点利益,而且这种利益是可以直接作用在农民身上的,一座希望小学建起来,孩子们就告别危房了;一笔助学金拨下去,孩子们就不用辍学了。当时200元就能解决一个孩子一年的学习费用,效果非常明显。


还有就是,这份工作也为我带来独一无二的精神体验。当你到大山深处,看到一个住得没你好、吃得没你好,但是幸福指数并不比你低的人时,就会让你重新思考,作为一个“人”的存在价值。这种互助的过程,我感觉是在获得一处很强大很积极的能量。这跟在机关工作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。


马广志:初创时青基会什么状况?


涂猛:很艰难。我记得很清楚,团中央办公楼的电梯里,带有青基会LOGO的标识贴上去不久就会被撕掉,很多人不理解。筹款也很困难,青农部当时有个乡镇企业家协会名录,我把名录偷给青基会,然后他们按照名录写劝募信。但效果也不好。因为当时公众的思维还很传统,凡事都要靠政府,一下子出来一个非政府组织来筹钱,大家就很不习惯。关键问题在于(青基会)还没有公信力。


从这个意义上说,整个中国公益市场的培育是从希望工程开始的。它开启了中国现代社会公益事业的启蒙运动。现代公益的基础是普通人的公益热情,希望工程第一次激发了全民井喷式的公益参与。虽然当时有几个基金会早就成立了,但它们只是机构成立,没什么行动,没有品牌。


马广志:你是2004年开始任秘书长的。


涂猛:当时青基会有四个部门,基金部、海外部、宣传部和办公室,我先是做基金部负责人,后来这个部门改名为希望工程管理办公室,我任主任,同时兼宣传部部长。1999年任副秘书长,之后是常务副秘书长,2004年我被任命为秘书长。


马广志:从1989的到2018年,近三十的时间了,你认为中国现代社会公益的启蒙运动的使命完成了吗?


涂猛:尚未完成。我们可以参照欧洲的启蒙运动,启蒙运动首先要有一种共识,不仅是社会,还包括政府,上上下下一起行动,一起向往美好的明天。我们发展得很快,但不够。虽然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“改进社会治理方式,激发社会组织活力”,“社会管理”也转变为“社会治理”,但在现实中,当前中国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整体能力和机会空间还很有限。当然,这也与社会组织参与社会建设的公共意识,以及社会的自我组织、自我服务、自我管理的实际能力还比较弱有关。

 

“我是一个‘事本主义’者”


马广志:在2014年的一次发布会上,给你做的形象设计是“行者”,我觉得这很贴切,你每年都要多次亲临一线调研,累不累?你如何看待自己的工作?


涂猛:那是在21世纪饭店举行的希望工程25周年大会上。当时公关公司问我平时什么形象,我说我是“行者”风格。一是我平时不太穿西装,都是一身休闲,很随意。二是职业要求,做职业公益人,有个专业性要求,要与受益人感同身受。希望工程聚焦的都是贫困地区的孩子,我要经常去跟那里的学生、家长和老师们互动,我是常年奔波于两个地方的,一个是发达地区,一个是落后地区,一个是东部,一个是中西部,就是这样一直行走。


累是很累的。比如我做“传化·安心驿站”公益项目,和卡车司机跟车有时要跨好几个省,一直在车上,很辛苦。公益是以服务群体需求为导向设计项目的,你不跟车就不了解他们,不知道他们的需求。


马广志:这样就没更多的时间照顾家庭,陪伴家人。你觉得做公益对家庭有影响吗?


涂猛:因为经常出差嘛,肯定没更多时间照顾陪伴家人。但从另一层面来讲,我会把出差的感受回来分享给家里人。这算是一种精神上的补偿吧。儿子出国留学回来,他没急着去工作,而是去农村做了半年的支教老师,他感觉很有收获。我相信这种经历对他一生都会有积极的影响。


马广志:这一代城市的年轻人享受着前所未有的物质富裕,但因为很少到农村和底层去,大都缺乏对社会问题的认知。


涂猛:我觉得这个问题要从哲学上寻找答案。中国古人讲中庸之道,讲的就是要人们从不平衡、震荡中感受平衡的可贵。其核心就是心态的平衡。


我就读中欧商学院时,班上60多位同学大都是企业家,只有我和另外一位公务员是享受奖学金名额的。那些企业家同学经常问我们:你们心态怎么要比我们好?我这样回答他们:我经常跑农村,看到了社会的不平衡,比如说城乡不平衡、人和人的不平衡。你们处在翘翘板的一端,而我却处于翘翘板的两端。这种角色会影响心态,容易有平衡感。


当年摩托罗拉的“希望行”活动,每年都组织公司最好的员工到他们捐建的希望小学考察。时任总裁的陈永正告诉我,考察回京后,员工们至少三个月内都工作更踏实,也不提升职、加薪;而且,这些员工还会自发地想办法帮助解决所看到的问题。有次看到内蒙古一所希望小学的学生在吃长绿毛的馒头,员工在回来的火车上就想办法要给孩子们每天加一鸡蛋。青基会的“希望厨房”项目,就是这样不断地跑出来的。只有感同深受发现需求,才能设计出符合受捐赠人的公益项目。


马广志:其实,这是一个多赢的状态。


涂猛:没错。就是在这样一种互动中,社会会越来越趋于平衡。你来帮我,我虽然没有物质的反馈回报,但我的向上、努力、拼搏能感染你。


马广志:就是在这些不断的行走和互动中,你获得了包括政府、公益行业及社会的认可和尊崇,你认为自己成功的因素有哪些?


涂猛:我从来不认为自己成功,也从来没把成功往我身上放。这些年,也不是刻意,而是自然养成或者说自然被环境所孕育的性格,就是用心做事,而不是用钱去做事。


我经常跟我的团队讲,我首先是一个“事本主义者”,以事为本,它有两个含义:一是受价值观驱使的,个人和团队都是如此,一定要有核心的使命感和价值观。比如在鲁甸地震后,我们根据当时公益环境的变化给希望工程定义了新的历史使命,“恪尽天职,共创希望”,“天职”就是考虑也不用考虑就要去做的事,这个“天职”就是通过公益跟政府、捐赠人、受益人等所有利益相关方创造一个希望,共同认定明天要比今天好。


第二,要不断地让自己和机构处于一个运动的上升姿态,就是要不断地做事。

 

“项目做得如何,取决于学生当得怎么样”


马广志:这其中也能看出一个秘书长对于基金会的作用。你认为一个合格的秘书长应该是怎样的?


涂猛:一个团队和机构的建设,文化是最重要的,跟秘书长密切相关。有什么样的秘书长就有什么样的组织,一般三种形态:一是原始型的,家长式管理;二是传统型的,军事化管理,洗脑式文化;三是现代化的,智慧型或学习型组织。


在青基会时,我把最后一种组织形态提炼为六个维度:首先要是价值观驱使,这是基础和灵魂,也是核心竞争力,不可复制。二是要不断地创新。三是要不断学习。四是基于流程的,要对规则、法律和伦理有敬畏之心。第五是合作。第六,绩效。这个绩效是指由于我们的帮助,受益人的命运发生了积极改变。


马广志:等于你把德鲁克的那句话给扩展了,他说,“非营利组织是为其使命存在的,它们的存在是为了改善社会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。”


涂猛:德鲁克《非营利组织的管理》一书中开门第一篇就是说使命,也就是价值观,可见其重要性。然后是创新、学习、流程、合作和绩效,每年我就从这六个方面对员工进行考核,大家来评分。


马广志:团队建设和管理是秘书长必备的技能之一,而且还要跟不同的利益相关方打交道,尤其是基金会的“业务”范围比较杂,这也给秘书长的能力带来了挑战。


涂猛:秘书长需要学习的东西太多了。比如我现在做“传化·爱心驿站”项目,就要研究信息平台怎么搭建,社区运营怎么做。卡车司机的互助组织是一种自组织,我还要学习自组织理论,而且要深入了解,真正搞懂。


马广志:秘书长既要是专家,又是杂家,需要一专多能,是个多面手。但与全国6400多家基金会的规模相比,这样的秘书长显然还很不够。所以,现在有一种声音,呼吁公益职业经理人快点流动起来。


涂猛:前一段有媒体问我“公益职业经理人”一事。我的看法是,中国公益行业真正能称得上职业经理人的并不多,还没有形成一个形态。


流动当然是需要的,但流动过快,尤其是秘书长过快流动,则是机构发展大忌。一般而言,中国的机构文化就是领导者的文化,秘书长换了,理念和文化必然要变动,这对组织很不利。中层可以适当流动,他(她)可以到其他公益机构任秘书长,这会促进整个行业的发展。


马广志:现在,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走上秘书长岗位,作为老一代秘书长,如果给他们一些忠告和建议的话,你最想说的是什么?


涂猛:需要积累。做公益讲工匠精神,核心有两点:一是价值观,是从业者的一种职业价值取向和行为表现;二是积累,如《卖油翁》所说“我亦无他,惟手熟尔。”有些经验无法言传,就是靠长期的积累。


积累最好的办法还是要多跑,多向受益人那里跑。我们做“传化·安心驿站”项目,我跟同事们说,我们要当学生,卡车司机是我们的老师。这个项目以后干得怎么样,取决于我们这个学生当的怎么样。


马广志:不能是那种高高在上的怜悯与施舍。


涂猛:那是犯大忌的。公益的本质是互助,不是单向的。这种积累还需要向同行业开放,多听、多记、多学,也要当学生。

 

“公益要遵循‘市场的逻辑’”


马广志:今年,距四川汶川大地震已过去整整十年。十年前,全国数亿人民的爱心开启了中国慈善事业的公益元年。你怎么评价这件事对中国公益事业的影响?


涂猛:我并不认为2008年是中国公益元年。中国现代公益发展有四股力量,我称之为“四个方面军”,第一方面军是以青基会这类机构为代表的,从政府体制里生长出来、官办民养或官办官养,是自上而下的。中国现代公益的启蒙运动就是这拨人做起来的。


第二方面军是非公募基金会,是从市场、经济领域里长出来的,又延伸至社会领域。


第三方面军是社工。它们的发展推动了中国公益组织的专业化、组织化和社会化,2017年社工总量已突破百万大关。


第四方面军是土生土长的,我们叫它草根组织,是从2008年开始大批量地活跃在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,现在还在急剧地成长发展。如果说2008年是公益元年的话,应该是指这一块,公益市场开始迅速细分。


马广志:草根组织的崛起已经成为公益事业的一大生力军,当地的资源解决当地的问题,效果更明显。


涂猛:对。草根组织就是基于本土的、社区的。他们对社会资源的配置更多的不是基于资金,而是志愿精神和志愿行为。


秦晖在《政府与企业以外的现代化》里说,中国现代社会公益应该是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一次的拥抱。前面我们讲中国现代公益的启蒙运动尚未完成,抛开政府不谈,什么时候这四个方面军达到一种相融和竞合的状态了,启蒙运动就基本结束,进入到一个新的时代了。


马广志:目前从草根组织的现状来看,草根组织的能力建设还很弱。


涂猛:主要是供给不足。因为是草根组织,它的资源不足。有些地方能力不足,有时候我们概括为文化不足。中国现代公益发展,离不开自下而上的,离不开社区的,离不开小型化的,离不开这些草根组织。但现在基本都是靠政府赎买服务来解决他们的问题。


马广志:这10年间,中国公益事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。作为一位历史见证者和参与者,你能不能总结一下,中国公益这10发生的最大的的变化是什么?


涂猛:规模是第一的,中国公益组织的体量之大已远非10年前可比。二是专业,随着公益市场不断细分,公益专业化程度也越来越高。三是学习,就是工作和学习是融为一体的,公益圈的学习氛围比较浓。四是创新,公益组织本身需要创新,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公益产品需要创新,还包括各种形式的创新,比如说影响力投资、公益创投、社会企业等各种业态都出来了,充满了活力。


马广志:推动这种变化的原因是什么?


涂猛:一方面是政策、法律的环境推动。另一方面,随着经济的全球化,社会领域也在全球化,中国公益需要适应这种全球化。我曾专门到英国考察社会企业,发现在政府购买服务和社会捐赠大幅减少的情况下,英国的公益组织通过提供收费服务来渡过难关。这跟中国的背景不太一样,但这个方向是可以探讨的。


马广志:那现在很多草根组织在供给不足的情况下,是否也可以通过收费来服务,进而转型成为社会企业模式?


涂猛:中国的草根组织走这条路可能更困难。当它的公信力还没达到一定高度的时候,收费肯定会很困难,怎么让人相信你掏钱买你的服务?


马广志:刚才我们谈了这十年变化向好的一面,那你认为这10年中哪个问题是基金会在下一个10年需要解决的?


涂猛:去行政化,这是最大的问题。这不仅是指从体制里长出来的基金会,还包括一些企业基金会,整个组织的思维、方法以及架构都要从内而外的改变。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公益类社会组织去行政化的大方向,这是极其精准的,指出了第三部门的软肋。


我在青基会时,就提出要“去行政化,取市场化”,这个市场化并非是指以营利为目的,而要学会通过市场来解决我们遇到的问题,随时根据受益人的需求变化来设计公益产品,不能用行政的思维和逻辑做事。什么是市场化?我非常认可张维迎教授讲的“市场的逻辑”概念,他说,市场的逻辑就是:在市场中,一个人要自己活得幸福,首先要使别人幸福;如果你不能让别人幸福,自己也不可能活得幸福。


马广志:其实,这种“市场的逻辑”适用于商业,也适用于公益,还有个人。


涂猛:对。我比较认同对市场化的如下定义:市场是作为解决社会、政治、经济问题等基础手段的一种状态。它告诉我们,市场化是手段,市场化不专属经济,还用于解决社会和政治的问题。有市场就要有竞争,通过什么竞争?就是公益产品和服务。就像小平同志讲的“猫论”,不管白猫黑猫,重要的是抓住老鼠,解决问题。


马广志:公益要不要市场化,至今还是一个争论的话题,去年还发生了“两光”之争,还成为2017年度的一个热点事件。


涂猛:关键是大家没能静下来讨论一下概念。明确定义是讨论的起点,否则大家概念不统一,最终导致讨论的焦点或许就会转嫁到这些概念上去。


另外,很多人容易把市场和公益对立起来看,这是不对的。公益是目的,商业只是过程。关键是看最后的结果,受益人是否发生了积极改变。有人习惯于非黑即白的二元思维,你把它一元化地看,问题就迎刃而解了。

 

“要把捐赠人市场和受益人市场兼顾起来”


马广志:中国公益这十年,有两个重要的事件都应该是公益史上转折点,一个是郭美美事件,一个是《慈善法》出台。你如何评价“郭美美事件”对中国公益的影响?


涂猛:在中国公益发展历程中,“郭美美事件”是具有标志性的事件。它让公益机构看到了网络舆论的巨大力量,也激发了公益机构开始借助互联网新媒体,主动公开信息,中国公益进入透明时代。


对公益机构而言,既需要他律,核心是法律界定,还包括媒体和公众的监督;也需要自律,要有自我约束。你不自律,他律会倒逼你自律,身正才不怕影子歪。


马广志:“郭美美事件”之后,中国带官方背景的基金会都被民众打入另册。当时你的压力是否挺大?


涂猛:这个是有的。虽然同为官办,但青基会属于自收自支的“官办民养”基金会,自诞生之初就要靠自身的能力在市场上求生存。和“官办官养”的基金会有本质区别。但民众不会去细分,导致出现了“一人打喷嚏,大家都吃药”的状况。


在互联网时代尤其是移动互联网时代,舆论对社会公益组织的诉求更加聚焦于“公开、透明和有效”,一不小心就会给机构公信力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,只有如履薄冰、如临深渊的感觉是不够的。第三部门很脆弱,既不如政府有权,也不如企业有钱,安身立命之本就是公信力,必须把身子坐正。


马广志:怎么评价2016年《慈善法》的出台对中国公益的影响?


涂猛:这是一个好事。为推动公益行业标准的制定和实施、建立健全的行业规范、加强行业自律提供了准则和行为指南,能够推动慈善事业规范运行和健康可持续发展。与之前的《公益事业捐赠法》相比,内容更完备了,还规定了慈善事业领域的其它重要法律制度。这体现了政府对慈善事业发展的高度重视。


马广志:但也有声音说,《慈善法》还有很多缺憾,比如说,税收优惠“含金量不足”、年度管理费用比例的限定等。


涂猛:法律规定不宜过细。同时要看相关的实施细则或配套措施,譬如有关慈善组织的登记管理、投资及税收优惠等方面的具体规定。比如,从2017年起,企业发生的公益性捐赠支出超过年度应纳税总额12%的部分,准予结转以后三年内扣除。股权捐赠股权价值的确定是以企业就股权取得时的历史成本确定。10%的管理费也在变化,10%是指行政管理费用,项目人员的一些费用可以放到业务活动成本里。这些配套的规章,这些变化,很解决问题。


马广志:现在公益圈有一个现象,就是“唯筹资论”,认为筹资是重中之重,因此忽略了公益伦理,比如此前出现的“同一天生日”事件,你怎么看?


涂猛:我在青基会多年,经常讲我们要做好两个市场,一个是受益人的市场,一个是捐赠人的市场,捐赠人市场就是筹资。“唯筹资论”的逻辑可能是有钱才能做事,没有更多的钱就做不了事。等于是把起点放到了捐赠人市场。


我们不一样,起点是放在受益人市场的,我认为德鲁克的一句话很正确,“受益人是你的唯一的主要客户,捐赠人是你的支持客户”,这个支持客户里面捐赠人就不是唯一的,还包括政府、媒体、企业等各个方面。我们的实践表明,只有比较好的占领了受益人市场,你才有可能比较好的去占领捐赠人的市场。动员捐赠人市场的目的是为了服务于项目的受益人,捐赠人是重要的支持客户。也就是说,首先对这两类人要有一个价值上的判断,要考虑清楚你到底为谁服务。一旦真正地按照公益的逻辑去做,尽量去感同身受,根据受益人的需要设计产品,做好服务,才有可能在捐赠人市场更受欢迎。

 

“运营公益产品,要尽可能延长价值链”


马广志:你原来在国字头基金会工作,现在到了企业基金会。感受有什么不同?


涂猛:在公募基金会,要做两个市场,像挑担子一样,把两个箩筐平衡住。在企业基金会就没有太大的筹资压力。第二,传化集团做公益不功利,放手让我们按照公益的逻辑、公益的规律做事,很从容。第三个不同,是对受益人而言。“传化·安心驿站”项目的链条可以充分延伸,不再是过往短平快的公益产品。那些今天搞仪式捐款进账,明天就拨钱出去的公益,捐赠人和受益人不见面,公益链条很短,价值就很小。

运营公益产品,要尽可能延长价值链,价值链越长,公益效应就越大。公益价值链就是尽其所能,在受益人需求的层面上扩大覆盖的广度和服务的深度,实现更多的人与人之间的心灵交互。社会公益事业不仅要见钱、见物,还要见人,更要见人心。好的公益项目应该是把人心当中向上的那种情愫激发出来,相关方都来共享。公益的核心价值观应该是“公民互助”。


马广志:对于企业基金会秘书长而言,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处理好老板或理事会的关系。你在传化基金会很快就打开了局面,怎么做到的?


涂猛:这个要碰运气。企业基金会怎么运作有老板的意愿在里面,我是2017年6月正式担任传化慈善基金会秘书长的。当时传化集团董事长的一句话打动了我,他说,“我们(中国)有三千多万长途客车司机,他们生活艰辛,该怎样帮帮他们。”它不是基于功利的,而是有大格局大情怀的。


与一般的企业基金会不同,传化慈善基金会保持了较强的独立性。其基金会治理结构比较开放,理事会成员近一半来自于企业外部,捐赠人对基金会的日常管理也不过多干预。项目怎么做,完全是按照公益的逻辑来做。


马广志:2015年接受采访时你曾说,当时的公益市场是“万马奔腾”,现在是否还是这样判断?


涂猛:现在格局有点变化。第一方面军的去行政化,还没见有动静。非公募基金会的核心竞争力在快速增强,很多公益人才都加入了进来。社工发展也很迅速,很多省市都呈燎原之势。草根组织这一方面军相对复杂,贫困地区还是很弱,一些发达地区,像浙江的草根组织就比较稳定,专业化程度也在提升。


马广志:其实,这四个方面军的发展,都涉及到一个问题:人才。人才缺乏一直制约中国公益更好发展的瓶颈之一。很多人呼吁要建设公益人才生态。你怎么看?


涂猛:高质量的人才队伍还没有完全形成,这是我的一个总体判断。公益人才不是课堂上教出来的,是干出来的。主要是积累还不够,现在的一些年轻人成熟度不够,时间成本也没到位。这可能更需要跨界的流动,与政府、商业之间流动起来。


马广志:现在国内基金会大都还是操作型基金会,相对草根组织供给不足而言,在中国现在进入“新时代”的背景下,基金会的角色是否应该更多地向资助型基金会转型?


涂猛:我个人很少用操作型、资助型说法,因为一讨论两个“型”,就容易陷入主观价值判断的逻辑。很多人希望基金会转型去做行业支持,但这个不是轻易能转的。比如,捐赠人捐赠50万或100万建希望小学,怎么去给草根组织做购买、做支持?讨论跟现实是有区别的。


对整个行业而言,就是要想办法增强核心竞争力。个体基金会也是如此,要从6个维度来提升自己,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价值观、创新、学习、流程、合作和绩效。然后进一步专业化,在营销中做好差异化,在市场细分中提升产品的开发能力、创新能力、服务能力。现在公益品牌的数量有所提升,但同质化现象不容忽视。


马广志:目前公益项目同质化确实很严重,扶贫、教育、健康、环保等领域的项目相差无几,难以脱颖而出。


涂猛:随着基金会的数量规模越来越大,竞争也更激烈。最重要的是要做好差异化,各个机构包括品牌,通过市场的细分,形成的竞争是一种差异化的竞争。有了差异化,才有可能有竞争力。


1989年我们做希望工程时,那个时候“希望工程”类似于“垄断”,或者说叫做“寡头垄断”。当时也不是说没有其他项目,但是真正大规模的来动员、来塑造品牌,就只有中国青基会。

 

马广志:现在全国的社会组织近70万个,各种形态的各个领域的都有,有人称公益行业正在逐渐成为一个多元化的立体生态。你理想中的中国公益生态是怎样的?


涂猛:公益生态正在形成,这个“正在形成”是指公益的多样化并未成熟。就好比是一个森林生态系统,应该是乔木、灌木、草本、苔藓、藤本和各种附生寄生植物等的多样性的成长空间。公益行业的四个方面军虽然都有,但有的还很弱,发展很不平衡。

从另一个层面来讲,讲生态就要讲秩序,讲秩序就要讲守法,讲行业自律。我们现在有行业自律吗?没有。行业自律要有标准?我们的标准在哪儿?也没有。还要有行业组织。这些虽然从政府到民间都在做,但都还不成气候。所以,现在行业还不成型,很多功能还没发育出来。

 

马广志:最后,请谈谈你的下一个10年规划。


涂猛:如果有机会的话,还有可能再去其他企业基金会走走。这些年我在公益行业比较努力,也有些积累,我不敢说自己是师傅,但自己的一些经验和心得对他人和这个行业应该是有帮助的。


马广志:更主要还是做行业的建设和推动。


涂猛:这的确也是我个人的想法,还是从行业的角度来考虑。中国公益事业的发展太需要这样的人了,比如帮助行业达成共识,推动行业自律以及标准的形成等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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